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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機制

        2022-07-15 05:16劉樹林李夢潔胡蘇敏
        現代管理科學 2022年3期

        劉樹林 李夢潔 胡蘇敏

        [摘要]在產業數字化浪潮下,微觀企業必然受到影響,那么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將在何種程度上受到影響,影響的具體機制何在,這些機制對不同特質的企業是否有差異?為回答這些問題,借助Python與文本分析法構建了企業數字化水平的測度指標,基于中國A股上市企業2008—2020年數據,實證檢驗了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程度、影響機制,以及機制的異質性。結果表明:企業數字化水平提升1%能夠促進技術創新能力提升18.29%,且這一促進作用在企業數字化后的1至3年內均顯著;機制分析發現,企業數字化能夠通過促進內部資源協同、增強研發經費投入,以及優化勞動力素質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對機制的進一步研究發現,相比于國有企業,內部資源協同機制在非國有企業中更顯著;相比于高技術產業企業,勞動力素質優化機制在非高技術產業企業中更顯著。以上結論為企業建設內外部數字化信息平臺、增強數字化人才積累等提供了理論依據。

        [關鍵詞]企業數字化;技術創新能力;文本分析法;中介機制

        一、引言

        在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低迷、科技競爭形勢嚴峻的背景下,增強我國綜合實力與國際競爭力具有時代意義,尤其是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2020年10月,《“十四五”規劃及遠景目標》提出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加快建設科技強國1。技術創新能力已成為新時代背景下國家經濟社會前進的關鍵驅動力,但我國仍存在自主創新不足、關鍵核心技術被掣肘等問題。

        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2。目前,對于數字化在企業層面的定義尚未達成共識,但其共性體現為各類數字技術在企業的應用與融合,這意味著數字技術的應用過程可寬泛地理解為企業數字化的過程。

        近年來企業數字化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有關研究主要從管理變革[1]、組織授權[2]、商業模式[3]、企業成長[4]等視角展開,而鮮有關于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影響的研究。企業借助數字技術實現經營管理、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等全鏈變革,能否帶來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能在多大程度上帶來提升?以及如何提升等問題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此為切入點,探索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貢獻與機制。本文的邊際貢獻可能在于:(1)測算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程度,發現企業數字化水平提升1%能夠促進技術創新能力提升18.29%,且這一促進作用在企業數字化后的1—3年內均顯著,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影響研究的空白;(2)識別出企業數字化影響技術創新能力的中介機制,為如何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補充了路徑參考;(3)進一步研究上述機制在異質企業中的適用性差異,為制定差異化政策提供有益參考。

        二、 理論機制

        1. 內部資源協同機制

        企業數字化能夠減少技術創新過程中的資源耦合損耗,緩解資源錯配,提高內部協同性,降低創新成本,為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提供必要條件,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加快信息流通,緩解組織矛盾。由信息不對稱、雇傭風險[5]、經濟業績風險[6]、資本市場壓力[7]等因素引起的代理問題使得經理人更傾向于推行風險較低的常規項目,極大地影響了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數字技術能夠實現企業活動透明化、數據反饋實時化,且本身具有監督和審計優勢[8],使經理人失去信息壟斷,可以加強股東對經理人的監管,防止其削減技術創新項目的資金投入,進而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

        二是實時提供市場與技術信息,減少資源錯配發生。有研究認為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使得企業面臨信息過載的問題,其將抬高企業創新決策門檻。數字技術可以幫助企業實時獲取全面多維的數據,并從中提取信息點構建對市場及用戶的多維動態模型,從而智能預測需求場景與技術創新方向,取代依賴經驗式的分析決策,實現數據驅動科學研發。

        三是擺脫物理實體限制,防止資源浪費。虛擬化是企業數字化的顯著特點之一,一方面,企業可以通過數字孿生的方式,將物理實體的研發過程精準、全維度、實時動態地映射到虛擬空間中,建立虛擬的可交互技術空間,各個環節工程師可以在虛擬空間中協作完成高復雜性的技術研發與試驗,擺脫物理實體與時空束縛,有效降低研發試錯成本與固定資產投入;另一方面,通過AI平臺進行智能分析預測,提前防范風險,還可以迅速精準定位故障位置,及時發現不利環節, 從而針對性地優化系統、削減成本。

        2. 研發經費投入增強機制

        由于技術創新具有投入高、周期長等特征,充足的經費支持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而言至關重要,并且研發投入增強能夠提高技術創新活動的抗風險能力。企業數字化有助于保障并擴大企業研發經費投入規模,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

        一方面,企業數字化能夠增強企業內部現金流,保障技術創新投入。一是企業數字化通過敏捷研發、柔性生產、專業化分工協作等方式使得企業能夠快速響應市場需求,提高其投入產出效率,獲得更多經濟效益。二是企業物資管理系統、財務系統的數字化能夠使企業更加全面清晰地掌握自身資產與財務狀況,強化對各類資產與賬款的管理,避免流動性風險,保障現金流的穩健。三是在數字經濟對國民經濟產生巨大帶動作用的背景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對智能制造行業減稅降費等,緩解了企業經費壓力,為企業加大科技創新力度提供動力與保障。

        另一方面,企業數字化能夠擴大企業外源融資規模,而外源融資規模較大的企業更有動力增強研發經費投入[9]。首先,數字技術能夠通過改善信息不對稱、提高決策智慧水平等方式,改進企業自身的經營管理效率,帶來企業內在價值的切實提高與財務狀況的改善。這將使企業獲得更多市場投資者的青睞,進而擴大交易規模,為企業帶來大量股權融資。其次,技術創新項目在尋求外部融資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與“逆向選擇”等問題,投資者難以準確判斷項目質量,投資意愿弱,導致技術創新項目的融資水平較低,因此需要企業向外部投資者釋放有效信號來獲取更多融資。數字化方式能夠給企業提供與外界實時交流、傳遞準確信息的工具,使企業信息的可利用度與透明度得到提高,改進資本市場的信息效率并降低投資者評估技術創新項目的門檻,從而幫助企業技術創新項目獲得更多外部融資支持。

        3. 勞動力素質提升機制

        企業創新質量依賴高質量人力資本,勞動力素質與技術不匹配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并且降低潛在創新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企業數字化將通過學習效應與替補效應使勞動力素質向高處偏移,增強企業人力資本積累,進而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

        首先是學習培養效應。在現有員工培養實踐中存在著資源有限且不均衡、工學矛盾突出、培訓成本高等瓶頸問題,需要通過數字化手段來解決。企業數字化可以提升企業外部資源搜尋的廣度與深度,促進組織間的知識資源轉移、擴散和溢出,降低培養資源獲取成本、豐富各類知識要素,并加快企業內外部知識的流通融合,打破資源傳播邊界,進而改善培養資源有限且分配不均衡的問題。另外,數字化方式還將緩解工學矛盾,如直播授課、遠程回放等方式可以使員工培訓能夠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同時也能大幅降低企業培訓的邊際成本,使企業擴大培訓規模,培訓覆蓋全體員工,有利于形成學習型組織,增強全員創新意識。

        其次是人才替換效應,數字化會減少企業對低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并派生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數字技術與勞動力在不同職責方面具有各自的比較優勢,那么在數字技術更有優勢的崗位上勞動力便會被替代,例如風控算法替代人工審核、大數據替代人工統計等??梢钥闯?,這一“替代效應”具有偏向性,低素質勞動力對數字技術的替代彈性更大。高素質勞動力與數字技術間存在顯著的“互補效應”,表現為高素質勞動力可以快速適應組織模式與研發方式變革[10],靈活使用新工具,更好地預判技術研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并及時做出調整,從而產生協同創新效應。因此企業數字化將派生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增強企業人力資本積累,增強企業創新意識,提升研發質量。

        三、 研究設計

        1. 數據來源

        相關原始數據均來源于Wind數據庫及滬深交易所官方網站。本文選取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分析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由于2008年后我國數字經濟開始步入發展期,本文選取觀測期間為 2008—2020年。本文對原始數據作了以下處理:第一,剔除ST、*ST類企業樣本;第二,剔除金融類企業樣本;第三,由于專利數為零代表著技術創新活動沒有形成創新產出,因而觀測值難以反映影響因素的作用,故剔除在觀測期間連續5年專利數為零的企業樣本。數據處理后得到3918個“企業-年度”觀測值(341家上市企業)。此外,為減弱異常值的干擾,本文對所有變量進行了雙邊5%縮尾處理。

        2. 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

        新產品銷售收入、專利數量等指標都可以用來衡量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然而對于新產品目前學者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劃分標準;雖然專利申請量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企業創新能力,但由于企業存在申請低質量專利的傾向性[11],從而難以準確衡量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相比之下,企業授權專利經過審核部門的嚴格檢驗,能夠更好地體現企業真實技術創新能力,因此本文選取專利授權數衡量企業技術創新能力(TIC)。

        (2)核心解釋變量

        既有關于企業數字化的定量研究多是利用截面的問卷調查數據進行研究,部分學者針對“企業是否數字化轉型”設置虛擬變量進行檢驗[12]。對本文而言,這些處理方法無法體現企業數字化水平的差異,從而難以研究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程度,因此有必要從新的角度刻畫企業數字化水平。

        參考一系列相關研究[13-14],結合本文對“企業數字化”概念的界定,本文重新構建了企業數字化特征詞詞典;在此基礎上采用大數據與文本分析法刻畫企業數字化指數(DTI)??紤]企業年報章節間邏輯關系較弱的特點,本文選用詞典法提取數據矩陣中的文本信息。具體技術實現如下:[①]將原始文本庫轉換為結構化數據矩陣。[②]構建企業數字化的特征詞詞典,本文基于政策文件、研究報告、企業實踐與學術研究分別進行了歸類討論。首先,以政策文件與研究報告為藍本,確定了關鍵技術方向與主要場景的名詞;其次,參考了一系列前沿數字技術的學術研究與報告,如數字孿生[15-16]、云邊協同[17]等,擴充了具體技術名詞與應用場景;最后,結合現有的企業實踐,如AWS、Azure、阿里云等服務商產品,進一步補充完善了各項數字技術在企業中的實際使用場景。最終形成了如圖1所示的特征詞詞典。[③]基于前述形成的“企業-年份”原始詞庫與特征詞詞典進行檢索匹配,剔除詞組前存在的否定詞語表述。最后統計出所有特征詞披露次數并加總詞頻,對總詞頻進行對數化處理,構建企業數字化指數指標。

        (3)控制變量

        為規避因遺漏重要變量可能產生的計量檢驗偏誤,參考馮福根等的研究[18],本文引入了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ASSET)、資產報酬率(ROA)、上市年齡(AGE)、流動比率(CURRENT)等,詳細變量含義與數據結構如表1所示。

        3. 模型設定

        為研究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本文構建了如下多元線性回歸方程(1)加以檢驗:

        其中,被解釋變量TIC表示技術創新能力,核心解釋變量DTI衡量企業數字化指數,參數α刻畫DTI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程度。CV為前述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ASSET)、資產報酬率(ROA)、上市年齡(AGE)、流動比率(CURRENT)等。為了吸收地區、行業、時間層面不可觀測因素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本文加入了省份([μP)]、行業([δI])和年份[(λY)]3個層面的固定效應,[εit]為殘差項。

        四、 實證結果及經濟解釋

        1. 基準回歸與穩健性檢驗

        表2報告了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影響的總體檢驗結果。模型(1)為只加入核心解釋變量并控制了年份、行業與省份效應的回歸結果,DTI的回歸系數為0.1833,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數字化水平每提高1%,技術創新能力增強18.33%。模型(2)中加入了控制變量,DTI回歸系數為0.1829,且仍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在控制其他變量后,數字化水平每提高1%,技術創新能力仍將提高18.29%。上述結果在經濟意義與統計意義上均說明企業數字化程度的加深會顯著提高其技術創新能力。

        本文對基準回歸進行了穩健性檢驗。一是考慮到四大一線城市(北上廣深)在經濟、地方政策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本文剔除一線城市的企業樣本后重新回歸,結果如表2列(3)所示。二是考慮到金融環境作為重要外生環境變量,全球范圍內的重大金融沖擊將對企業數字化水平與技術創新造成較大影響,如數字化進程受阻滯等。為剔除國際金融危機(2008年)與國內股災(2015年)的后效性影響,本文參考唐松等[19]的研究分別截取了2011—2014年與2017—2020年的樣本進行回歸檢驗,結果如表2列(4)、列(5)所示。三是為避免內生性問題對結果的干擾,本文延長了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影響的考察期,分別將因變量(TIC)進行前置1至3期、自變量(DTI)進行滯后1至3期進行交叉比對。結果表明在兩種處理下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均呈現出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說明這種促進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續性,未呈現出隨時間推移而效果邊際遞減的特征。四是以產權屬性和科技屬性進行分樣本檢驗。在產權屬性組別中,本文將企業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科技屬性組別中,本文依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高技術產業分類(2017)》將總樣本劃分為高技術產業企業與非高技術產業企業子樣本1。以上檢驗結果均表明企業數字化能夠對技術創新產生經濟與統計意義上的顯著促進效果,原結論穩健2。

        2. 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機制檢驗

        上文理論分析指出,企業數字化將促進內部資源協同、研發經費投入增加、勞動力素質優化,從而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本文采用中介模型進行檢驗。對于內部資源協同機制,企業內部資源的協同耦合也意味著企業調度成本的降低,即企業為組織和管理生產經營所發生的費用減少,故本文選取管理費用的對數值作為中介變量EXP。對于研發經費投入機制,本文以研發投入金額的對數作為中介變量RDS。對于勞動力素質機制,受教育程度是反映文化素質的重要標志,因此本文以受教育水平為標準,選取本科及以上學歷人數的對數值作為中介變量EDU。具體模型為:

        其中,MID表示中介變量,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數字化的一個重要結果即內部資源的協同與信息不對稱的緩解。表3 Panel A的估計結果顯示,企業數字化指數DTI對管理費用的回歸系數為負值,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化能夠降低企業的管理費用,而且通過降低內部費用的方式提高了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存在部分中介效應。

        表4 Panel B報告了研發經費投入機制的檢驗結果??梢钥闯?,企業數字化帶來了研發經費投入(RDS)的顯著提升(回歸系數為0.0781且在1%水平顯著);進一步地,加入研發投入中介變量后,從表4中模型(3)可以看出,數字化對技術創新的貢獻由0.1523下降至0.1104,且顯著性水平也有所下降,而研發投入對技術創新的貢獻達到了0.2371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數字化能夠通過增強研發經費投入進而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這一方面是由于企業數字化保障并帶動了企業內部現金流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企業數字化帶來了企業外源融資的增加,使其更有動力增強研發投入,推動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

        表5 Panel C為勞動力素質機制的估計結果。檢驗發現,DTI在模型(2)中的回歸系數為0.077且高度顯著,說明企業數字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提升其勞動力素質。進一步地,模型(3)表明加入中介變量勞動力素質后,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依然是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回歸系數下降,而EDU回歸系數上升且顯著,表明勞動力素質在數字化與技術創新能力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形成了“企業數字化—勞動力素質優化—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的正向路徑。

        3. 進一步研究

        在第二部分的檢驗中,本文基于全樣本考察了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機制,但由于企業微觀特征異質性,上述影響機制的適用性可能存在差異。因此本文以企業產權屬性和科技屬性對中介機制進行分樣本檢驗,結果如表6—7所示。由于篇幅限制,此處僅展示并討論分樣本后異質性明顯的中介機制,以助推差異化政策制定;其余機制在不同樣本中均顯著、無明顯異質性,支持了本文理論假設,故在此不作更多探討。

        從表6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企業數字化—內部資源協同—技術創新能力提升”這一中介機制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加明顯,EXP回歸系數為-0.4763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而該機制在國有企業中不顯著。本文認為這是由于國有企業自身組織架構、業務發展均具有其先進性,與技術創新能力相適應,并且國有企業在資源調度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如設計、規劃、管理等,故其數字化對內部資源協同的貢獻度有限,且這一貢獻對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影響不明顯。相比之下,非國有企業大范圍應用數字技術以優化組織架構與管理成本,可以更好地發揮其潛在技術創新能力。

        從表7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勞動力素質優化機制在非高技術產業企業中明顯,在高技術產業企業中不顯著。本文認為這一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高技術產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技術創新,其本身高素質人才多,在技術創新能力方面具有優勢,因此數字化帶來的勞動力素質優化對其技術創新能力所發揮的提升作用不明顯;而對于非高技術產業企業而言,勞動力素質級差更大,人力資本積累不足,阻礙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因此企業數字化所帶來的勞動力整體素質優化將對其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產生顯著貢獻。

        五、 結論與啟示

        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數字化已成為各界的廣泛共識與大勢所趨。本文基于微觀視角,利用2008—2020 年我國A股上市企業財報數據,考察了企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企業數字化水平每提升1%,其技術創新能力將提升18.29%,表明企業數字化能夠顯著驅動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且穩健性檢驗表明該驅動作用在1~3年內具有持續性。進一步識別機制發現,企業數字化能夠通過促進內部資源協同、研發經費投入增加、勞動力素質優化影響技術創新能力。對機制的進一步異質性研究表明,由于企業本身基礎條件差異,相比于國有企業,內部資源協同機制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加顯著;相比于高技術產業企業,勞動力素質優化機制在高技術產業企業中更加顯著。

        上述研究結論具有如下幾點政策啟示:一是堅定支持企業數字化,建設完善配套的基礎軟硬件設施,降低企業數字化門檻。積極搭建數字化信息平臺;著力解決企業創新的融資難題,切實幫助企業緩解技術創新項目的經費約束,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二是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肩負著集中精銳力量攻克關鍵核心技術的重大歷史使命。不僅要積極利用數字化機遇促進國有企業自身技術創新與高質量發展,加快攻克高端芯片、核心電子元器件等關鍵短板,在產品創新數字化、經營智能化、體系生態化等方面做出良好的標桿示范,還應認識到其社會責任,充分發揮國有企業新基建主力軍的作用,提速建設新型數字基礎設施。三是充分利用非國有企業的積極性與創新活力,支持其深化數字化發展,鼓勵各類數字技術在非國有企業中的試點應用,借助數字化機遇改善現有組織管理水平、協調內部資源,進而提高其技術創新能力。四是鼓勵有條件的高技術產業企業建設數字工廠、智能車間,使數字技術切實與研發生產相結合,突破數字化共性技術與數字孿生等前沿數字技術,賦能企業技術創新。支持非高技術產業企業與科研院所等單位交流合作,積極培養、引進數字化高素質人才,增強人才積累,促進技術創新能力提升。

        參考文獻:

        [1] 戚聿東,肖旭.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管理變革[J].管理世界,2020,36(6):135-152.

        [2] 劉政,姚雨秀,張國勝,等.企業數字化、專用知識與組織授權[J].中國工業經濟,2020(9):156-174.

        [3] 孟韜,趙非非,張冰超.企業數字化轉型、動態能力與商業模式調適[J].經濟與管理,2021,5(4):24-31.

        [4] 倪克金,劉修巖.數字化轉型與企業成長:理論邏輯與中國實踐[J].經濟管理,2021,43(12):79-97.

        [5] 韓美妮,王福勝.信息披露質量、銀行關系和技術創新[J].管理科學,2017,30(5):136-146.

        [6] Cornaggia J, Mao Y F, Tian X, et al.Does Banking Competition Affect Innov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5,115(1):189-209.

        [7] 吳武清,揭曉小,蘇子豪.信息不透明、深度跟蹤分析師和市場反應[J].管理評論,2017,29(11):171-182.

        [8] Lateef A, Omotayo F O.Information Audit as an Important Tool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 Review of Literature[J].Business Information Review,2019,36(1):15-22.

        [9] 李真,席菲菲,陳天明.企業融資渠道與創新研發投資[J].外國經濟與管理,2020,42(8):123-138.

        [10] Gregory V.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J].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9,28(2):118-144.

        [11] 黎文靖,鄭曼妮.實質性創新還是策略性創新?——宏觀產業政策對微觀企業創新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6,51(4):60-73.

        [12] 李琦,劉力鋼,邵劍兵.數字化轉型、供應鏈集成與企業績效——企業家精神的調節效應[J].經濟管理,2021,43(10):5-23.

        [13] 趙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J].財貿經濟,2021,42(7):114-129.

        [14] 楊德明,劉泳文. “互聯網+”為什么加出了業績[J].中國工業經濟,2018(5):80-98.

        [15] 陶飛,劉蔚然,劉檢華,等.數字孿生及其應用探索[J].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2018,24(1):1-18.

        [16] 葛世榮,張帆,王世博,等.數字孿生智采工作面技術架構研究[J].煤炭學報,2020,45(6):1925-1936.

        [17] 張云翼,林佳瑞,張建平.BIM與云、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的集成應用現狀與未來[J].圖學學報,2018,39(5):806-816.

        [18] 馮根福,鄭明波,溫軍,等.究竟哪些因素決定了中國企業的技術創新——基于九大中文經濟學權威期刊和A股上市公司數據的再實證[J].中國工業經濟,2021(1):17-35.

        [19] 唐松,伍旭川,祝佳.數字金融與企業技術創新——結構特征、機制識別與金融監管下的效應差異[J]. 管理世界,2020,36(5):52-66.

        作者簡介:劉樹林(1964-),男,博士,武漢理工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技術創新;李夢潔(1997-),女,武漢理工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企業數字化;胡蘇敏(1993-),女,博士,蘇州科技大學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創新政策。

        (收稿日期:2022-01-13? 責任編輯:殷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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